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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鸟”矛盾，实际上已存在多年。2014年7月5日，崇明报刊登《谁该为“人鸟争食”埋单》，记录下鸟类和农业难以调和的矛盾。十年之后的2024年2月27日，“新闻透视”微信公众号刊登《东滩鸟类保护区：暗藏的“夺命线”！》继续讲述农户们的“防护线”与鸟儿们的“致命线”的无解。近日，新民晚报也聚焦该话题，报纸两个整版刊登《候鸟田间觅食频丧命 农民驱鸟无策叹苦经》。

近年来，随着候鸟和留鸟种群扩大，危害农业情况逐年严重。据上实农业公司报告，离保护区最近的上实农业公司全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8万亩次左右，野生鸟类危害面积从2021年的600亩次、2022年的2500亩次，激增至2023年的11466亩次，受灾面积占播种总面积近15%；直接经济损失从2021年的98万元增至2023年的679万元，据初步统计，2024年在田麦子和蔬菜已受灾面积6138亩。

光明崇明农场地块近三年野生鸟类危害也日趋严重，2022年油菜绝收500亩，2023年麦子、油菜受灾面积扩大至9093亩（3087亩油菜绝收），2024年在田麦子、油菜受灾面积9588亩（948亩麦子绝收），直接经济损失983万元。野生鸟类危害预计造成麦子、油菜单产损失100公斤-400公斤甚至绝收LASI.VIP，严重威胁粮食、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安全。

近年来，上海市绿化市容局采取多种致害防护的措施，包括推广生态防鸟技术，尝试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机制，并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研究等。其中，2017年，市绿化市容局曾引入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金山、青浦等区的果园开展致害保险试点业务。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方面，野生动物致害赔偿存在定损难、保障面单一、生态防护措施不足等较多难题，大规模推广保险业务时机仍不成熟。

一是物理驱赶收效甚微。果园设施防护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林果损失，但大田作物无法得到有效防护。种植主体已采取多种措施减少大田损失，比如在茬口安排上避开鸟类频繁活动区，在已种植区域通过化控等技术手段促进嫩叶转化，对受害作物及时补苗移栽、施肥促生长，并通过安装反光彩带、人工驱赶、布置驱鸟器等方式驱赶鸟群等。但是，受鸟类迁飞和岛上留鸟种群扩大等因素影响，总体来说防护效果不理想。

二是补偿机制有法可依却无法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因保护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推动保险机构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业务。”该法对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损失的情况作了规定。目前，上海相关的补偿制度正在研究制定中。

二是尽快建立损害评估机制，制定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程序。针对难以控制的或者偶发的鸟类致害，支持有资质的第三方团队进行相关的野生动物致害鉴定与损失评估工作；协助所在区人民政府采取措施，预防、控制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并对因保护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给予补偿；同时LASI.VIP，要探索野生动物致害保险机制，利用保险推动野生动物致害问题的解决。

四是继续大力开展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科普宣教工作。借助“湿地日”“爱鸟周”“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等主题日广泛宣传，提高公众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和爱护，做到保护与防范两不误；尝试推荐农户引入对野生动物友好的生态种植养殖模式，主动利用剩余农产品为野生动物创造觅食地以帮助其度过食物贫乏期LASI.VIP，同时协助其打造绿色生态农产品品牌，提高产品价值，从而弥补原本因野生动物侵入所造成的损失。

今年4月，《生态保护补偿条例》面向社会公布，并将于6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国首部专门针对生态保护补偿的法律。《条例》指出，生态保护补偿是指通过财政纵向补偿、地区间横向补偿、市场机制补偿等机制，对按照规定或者约定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激励性制度安排。生态保护补偿可以采取资金补偿、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购买生态产品和服务等多种补偿方式。